士大夫和讀書人

時間: 2012-07-07 17:10    來源:北京青年報         點擊:
原文標題:讀書人為何要做官?不做官就沒有發言權

你看范仲淹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司馬光,哪一個不是做官、治學兩不誤?蘇東坡雖然仕途坎坷,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極好的,文章就更不用說了。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。

■《讀書手記》

認真說來,士大夫和讀書人并不是一個概念。士大夫本指官僚階層。《考工記》說:“作而行之,謂之士大夫。”鄭玄注曰:“親受其職,居其官也。”可見只有做官或做過官的讀書人才是士大夫,沒做過的就不算。同樣,做官而不讀書的也不算。比如因軍功而封侯賜爵的武夫,雖然也是官,卻沒人承認他們是士大夫,他們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。

這樣一說就清楚了。讀書而不做官只是士,做官而不讀書只是大夫,只有既讀書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。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官為本位的,叫做“官本位”。一個人一旦做了官,就有地位、有名聲。官位高則地位高,官職大則名氣大。所以,士大夫一詞,有時也指那些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;而這樣的讀書人,又幾乎都與官和官場有聯系、有瓜葛。所以,在傳統社會,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讀書人高。一個村野窮儒、鄉間學究,只要當真讀了些書,馬馬虎虎也可以稱為讀書人,但要被稱為士大夫,卻非得有些“政治資本”不可。

不過,這已是比較晚近的觀念。在上古時期,士之與官,還是互不相干。士們雖然也參與、介入、過問社會公共事務,但并非只有做官這唯一途徑。比如曹劌,就沒有做官,否則不會有“肉食者謀”這句話。先秦諸子,也多半沒做官,或做不長(如孔子),做不大(如莊子),等于沒做。因為那時士是貴族,介入政治的途徑也多(比如游說諸侯,或招收門徒,或著書立說),做不做官無所謂。秦以后就不行了。首先,士變成了平民。不做官,就沒有發言權。其次,能夠給予士人參政機會的也只有一家,不像春秋戰國時期,可以頻繁跳槽換老板。第三,這個時候的士人,除了做官,也沒有別的出路。前面說過,無權無勢無資本的士從上古時候起就是“毛”,必須附在天子、諸侯、大夫那張“皮”上,才能有所作為。只不過那時“皮”比較多,“毛”也比較游離,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可。秦以后則不同。除了“當今圣上”,他們再無別的“皮”可以依附。除了“出仕做官”,也再無別的方式可以顯示“毛”的價值。也就是說,此“士”已非彼“士”,不可同日而語。

官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。實行世襲制(西周封建制是世襲制,魏晉門閥制是準世襲制)時,做官和讀書沒有太大關系,至少學習成績與官位大小不成比例。大夫的兒子肯定是大夫,雖然他們也讀書。但他們能夠做官,卻不因為讀書。實行科舉制以后就不一樣了。雖然做官的途徑仍然很多,包括襲爵和蔭子,但畢竟科班出身是“正途”,更何況身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別無選擇。這個時候,讀書和做官就統一起來了。

同樣,也只有在這個時候,所謂“學而優則仕,仕而優則學”,才可能從理想變成現實。這里說的“優”,是優裕的優,不是優秀的優。也就是說,做學問而時間精力有余,就去做官;做官而時間精力有余,就去做學問。在這一點上,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。你看范仲淹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司馬光,哪一個不是做官、治學兩不誤?蘇東坡雖然仕途坎坷,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極好的,文章就更不用說了。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。

相比較而言,達不到這個境界的,就只好算是讀書人,或官老爺。官老爺就是只有官位沒有學問的,讀書人就是只有學問沒有官位的。這兩種人,都不是士人的理想。沒有學問的官老爺固然為士所不恥,只有學問沒有官位,不能在官學之間游刃有余,難道就甘心?

當然不甘心的。所以蘇東坡才一方面感慨“常恨此身非我有”,另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場那個是非之地,正所謂“何時忘卻營營”。為什么不能“忘卻營營”呢?就因為成為士大夫是讀書人的最高理想,只當一個讀書人則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選擇。所以即便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,最后也只好順其自然,不了了之。我們知道,雖然蘇某人曾揚言“小舟從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,但他終其一生,是并沒有辭官歸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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