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(1)

时间: 2014-07-17 16:47    来源:国学文化         点击:
?#26434;?#39759;晋时期学术思想,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,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,褒贬不一。然而,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,玄风大盛,学术思想的?#26434;?#35299;放、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,?#26434;?#35821;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、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在诸如名实关系论、言意象之辨、“理胜”与“辞胜”之辨、佛经翻译中的“格义”和“合本”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。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,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,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。本文将分别从语言,政治、实在,翻译和文字训诂?#20154;?#20010;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。 
   
  一、正名主义——从名实论到名理学 
   
  葛瑞汉曾经认为,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。把握名实关系,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,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?#35805;言?#21273;。名与实,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,?#35805;?#34987;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,即作为共相的名称、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,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,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、选拔、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。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品鉴的名实,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。二是才性的名实,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、合、同、异关系。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。三是律学的名实,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,以便进一步“参伍形名?#34180;?#32508;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?#26434;?#20851;系。 
  魏晋士人在“清谈”或“谈坐”这一学术社?#25442;?#21160;中,十分讲究逻辑、修辞技巧,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。所以,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?#23478;?#21644;思想历练的活动。徐干在《中论·核辩》中指出,“夫辩者,求服人心也,非屈人口也”,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,应该遵守“在彼犹在己”的原则,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。刘劭亦在《人物志·材理篇》中认为,“夫辩有理胜,有辞胜理”,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?#28304;?#23475;意,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,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。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、刘一样,皆对运用?#38382;?#36923;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,视诡辩为?#30475;?#30340;?#26410;?#21644;狡辩。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,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,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。该时代的人们只?#26082;换?#25552;及先秦名学论题,如西晋鲁胜《注墨辩序》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,然鲁胜又说:“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,世有篇籍,率颇难知,后学莫复传习,于今五百余岁,遂亡绝。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?#25216;?#20013;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?#38382;?#24615;和有限性上面,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。 
   
  二、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 
   
 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,现代西方哲学的“语言转向”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,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。维特根?#22266;?#22312;他的《逻辑哲学论》中曾说:“凡是能够说的事情,都能够?#30331;?#26970;;凡是不能说的事情,就应该沉默。?#24444;?#35201;求人们老实承认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可言说。与此形?#19978;?#26126;对照的是,中国传统思维虽然承认形而上学超出了语言的范围,不过却一直致力于“说不可说”的思想任务。 
  魏晋士人以深受老庄思想浸润的王弼(公元226年一公元249年)为代表,采取了与先秦道家语言观相近的立场,不仅认同“得意忘言”,而且认同“得意忘象?#34180;?#29579;弼空前重视超越于语言和形象之上的“意”,是义理派易学兴起的关键人物。王弼《周易略例》所谓“得意在忘象,得象在忘言”,是说从理性言诠和经验直观中类推出来的意理,乃是对理?#26434;?#32463;验的融合与超越,是超绝言、象的。“意”在这里,不能简单理解为“一个不属于特定之物的理?#34180;?#29289;理,而应?#32654;?#35299;成认识主体通过卦言与卦象所表达的物理中所可能得到的启发或?#24418;頡?#19982;物理相对,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人的启发或?#24418;?#30340;东西统称之为“心理”或“意理”,包含了?#26434;?#29289;——我关系的把握取舍与价值判断。 
  结合王弼的《老?#21448;?#30053;》来看,“意”的超越?#26434;搿?#36947;”的超越?#26434;?#30456;似之处,都是终极而超越的,具有?#25300;?#24418;无名”的特点,既超越形象亦超绝语言。反过来说,形象与语言?#26434;?#20110;其有限性,而无法表诠终极、无限、全体之道的,正所谓“名之不能当,称之不能既?#34180;?#35821;言之所?#28304;?#22312;局限性,王弼的理由是“名必有所分,称必有所由。”名言?#26434;?#25152;指,然由于其所指皆为有限、具体的事物,?#26434;?#26080;所不指之道是无能为力的。不仅于此,称谓?#26434;?#25152;诠,然由于其所诠皆为事物某个或?#25215;?#26041;面的属性,?#26434;?#20107;物的真正本质是无法穷尽的。因此,王弼所说的“意理”是更接近于一种终极体验和人生境界,要么是一种整体,要么是一种个人性的经验,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、公共性的,故“意理?#21271;?#36523;是不可说的。王弼“言意之辨”的焦点,并不是在说明思维——语言——世界之间的关系,而是意在界定物我关系,?#28304;?#26469;解决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应该采取何种生存方式的问题。因此,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,而是始终坚持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,都强烈质疑用语言文字来充分表诠终极义理的可能性。对“道”的终极体悟要求人们越过词与物的鸿沟,使人与物直接共处,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。王弼对终极本原的体悟,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重视了思想的主体,又暗含了超出其主体自身之外,具备了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“主体间性”?#21335;?#20195;思维模式的特征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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