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晉清談研究述評(二)

時間: 2014-07-17 16:15    來源:中國論文下載中心         點擊:

(三)清談之內容 清談談什么?自然是學者最為關心的問題。其最著名者當首推湯用彤氏的《魏晉玄學論稿》(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),有關清談的主要論題大都做了深入探討。此后,許多學者的研究都涉及了此一問題,較為深入的專著有王葆玹的《正始玄學》(齊魯書社1987年)。研究表明,清談核心的內容就是由《老》《莊》《易》所組成的所謂“三玄”。“三玄”之說大概興于南朝,而始見于《顏氏家訓·勉學篇》,其文略曰:“何晏、王弼,祖述玄虛,遞相夸尚,景附草靡,……直取其清談雅論,辭鋒理窟,剖玄析微,妙得入神,賓主往復,娛心悅耳。然而濟世成俗,終非急務。洎于梁世,茲風復闡,《莊》、《老》、《周易》,總謂三玄。”王僧虔《誡子書》也提到“諸玄”,亦當指此三書。在關于魏晉玄學家們的記載中,善言《老》《莊》《易》的說法屢屢出現,何晏、王弼都注過《老子》,王弼、鐘繇鐘會父子及阮籍等皆闡發《周易》,向秀之前,注《莊子》者已有數十家。可見“三玄”在玄學清談中實有至高無上之地位。其它作為“言家口實”的尚有(1)本末有無之辨,(2)才性四本之論,(3)自然名教之辨,(4)言意之辨,(5)圣人有情無情之辨,(6)名家論理之學,(7)佛經佛理,(8)養生論,(9)聲無哀樂論,(10)形神之辨及鬼神有無論等等眾多所謂“理中之談”。(詳 見唐翼明《魏晉清談》)清談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玄學的內容,許多問 題已經 偏離了更具形式感和現象學意味的清談文化本身,成為純粹哲學思想史上的研究課題了。

(四)清談的形式研究 此研究包括清談活動的場所、階層、程式、術語、道具等諸多方面的探討,是最具文化色彩的課題。唐翼 明的 博士論文《魏晉清談》專設一章,主要利用“清言淵藪”《世說新語》中的清談材料,從參與方式、程序、術語、準備、理想境界、游戲與社交色彩諸方面勾勒了清談論辯在形式上的大致輪廓。指出清談“是一項精致的、學術性很強的智力活動,跟一般的游戲不同,即使有爭勝的心理羼雜其中,而求真的本性始終未去”。 [17] 唐氏的研究細致而周到,有填補空白之意義。同樣是對“清談之方式”的研究,范子燁則拈出“口談”一詞,對口談的場所、基本模式、音調、“番數”、道具等問題進行“歷史還原”,生動翔實,別開生面。 [18] 此外,葉柏村、信應舉等人也都撰文論述魏晉清談的風貌及影響,豐富了 20 世紀以《世說》為中心的清談文化研究。

(五)清談的評價問題 前面說過,“清談誤國”是古人對清談的總體評價,考慮到封建社會的政治狀況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關懷,這一觀點自有其合理性和現實意義。但隨著時代發展和學術進步, 20世紀以來,學者觀照清談之意義,則多從哲學思想史及文化發展史的角度入手,重新認識魏晉清談的價值。除了從學術思想上做客觀研究,不少學者還對清談文化注入了主觀感情,大作翻案文章。1934年,容肇祖出版《魏晉的自然主義》一書,開篇第一節標題便是:“何晏、王弼的冤獄”,較為系統地梳理了何、王、阮、嵇、向、郭等魏晉清談家的思想,并稱何、王之思想“實為魏晉間的第一流”, [19] 從而肯定了清談的積極的一面。這種思想幾乎主導著整個學術界對清談的認識和評價,如孔繁認為:“清談主要是剖玄析微,闡揚老、莊義理,在我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響。”“清談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團間的激烈斗爭,于動亂之中求得相對安定,有益于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區的開發,是有積極作用的。” [20] 蔣凡也在其近著中專列“清談未必定誤國”一章,指出:“玄理清談對于中國傳統思維的發展,特別是對于理論思辨,曾起了推動進步的積極作用。”“魏晉清談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,它沖擊傳統儒家經學,是一次思想的解放。” [21] 于此,我們可以窺見 20世紀人們對魏晉清談的認識不斷深入的清晰脈絡。

通過上面的梳理,我們不難看到,魏晉清談自它產生之日起,就牽動著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神經,吸引著歷代知識階層或艷羨或鄙夷的目光,對于清談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的今天,從政治批評向文化研究的轉型,不僅體現了認識視野和研究方法的進步,也是當代文化生態在價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的一種折射。

 

(原載《學術月刊》 2005年第10期)

 

注釋:

[1] 參見唐翼明《魏晉清談》,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 月版,頁 43 。這個定義的好處在于,既沒有采用清談的廣義的用法(即將魏晉清談作為魏晉思潮的代名詞),又排除了具體的“政治批評”(“清議”)和“人物批評”(“品藻”)的含義,從而將清談的內涵和外延凸現出來。

[2] 參閱陳寅恪《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》及《書世說新語·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》二文,三聯書店 2001 年版,頁 201 - 229 ,又頁 47 - 54 。

[3] 如王通《中說》、葉正則《習學記言》、朱彝尊《王弼論》、錢大昕《何晏論》及章太炎《五朝學》等,皆為之辯護,文繁不贅引。

[4] 《史學雜志》 30 卷 4 、 5 、 6 、 9 、 11 號 連載。

[5] 案:此段原文中有夾注,今略去。參見錢穆《國學概論》第六章《魏晉清談》,商務印書館 1997 年版,頁 141 - 143 。

[6] 錢穆《國學概論》第五章《晚漢之新思潮》。

[7] 原 載《文史哲季 刊》 1 卷 1 期, 1943 ,收入《魏晉清談思想初論》,商務印書館 1947 年版。

[8] 孫道昇 《清談起源考》, 《東方雜志》 42 卷 3 期, 1946 。

[9] 原載《新中華》復刊第 6 卷 11 期, 1948 ,收入《杜國庠文集》,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。

[10] 范子燁《中古文人生活研究》,山東教育出版 社 2001 年版,頁 149 。

[11] 按:《后漢書·馬融傳》:“盧植……少與鄭玄師事馬融,能通古今學,好研精,而不受章句。”賀昌群誤讀此句,謂指馬融。故其以馬融為清談“一啟蒙人物”,實于理難安。余英時對此已有駁正。詳見《士與中國文化》,頁 353 下注。

[12] 唐翼明《魏晉清談》,臺北: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。

[13] 無畏《清談之分期及其領袖人物之年代》 ,《中國文化 》 2 期, 1946 。

[14] 劉大杰《魏晉思想論》, 1939 年出版,今可參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“蓬萊閣叢 書”本。

[15] 宮崎市定《清談》,載《史林》 31 卷 1 號, 1946 。

[16] 此說出自湯用彤《崇有之學與向郭學說》一文, 原載《燕園論學集》,北京大學出版社, 1984。后作為附錄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“蓬萊閣叢書”本《魏晉玄學論稿》 , 2001 年版。

[17] 唐翼明《魏晉清談》第二章《清談形式考索》,頁 37 - 62 。

[18] 參閱范子燁《中古文人生活研究》中篇《從黃金到土泥:名士清談及其歷史時代》。

[19] 容肇祖《魏晉的自然主義》,東 方出版社 1996 年版,頁 30 。

[20] 孔繁 《從〈世說新語〉看清談》 ,載《文史哲》 1981 年第 6 期。

[21] 蔣凡《世說新語研究》,學林出版社 1998 年版,頁 69 - 138 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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